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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全县总人口约7万人，主要为藏族，另有汉族、回族、及少量彝、苗、满等民族。

建置沿革：

　　秦、汉为西羌领地。隋为嘉良夷地。唐置东、西喜良州，隶雅州，后被吐蕃所据。宋仍置东西嘉良州。元属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明属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置革什扎安抚司和巴底安抚司。康熙四十一年（1702）置巴旺安抚司。乾隆三十九年（1774），巴旺、巴底安抚司升为宣慰使司。乾隆四十四年（1779），置章谷屯，隶懋功（今小金县）屯美诺直隶厅。民国2年（1913）康定辖属的鲁密章谷24寨连同丹东、巴旺、巴底置丹巴县。1935年红军长征过境，建立了丹巴县苏维埃（又名格勒得沙）政府和大桑区、巴旺、巴底、丹东、城内、连耳、聂呷、半扇门乡苏维埃政府。民国库 28年（1939），属西康省第一行政督察区。1950年，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990年，全县辖4区、15乡、 1镇。县治章谷镇，距州府康定137公里，距省府成都368公里。

　　县名来历：

　　置县时，取丹东、巴底、巴旺三土司音译汉文首字为县名，故名丹巴。

自然环境：

　　县境属岷山、邛崃山高山区，是川西高山峡谷的一部分。地势西南高,东南低,海子山海拔5820米，为全县最高点；东南方大渡河海拔1700米，为全县最低点。境内峰峦重叠，高山对峙，峡谷深邃，沟谷众多，大金川由北向南，先后纳入革什扎河、东谷河，在县城汇合而折向东流，纳小金川后始称大渡河，东南流出境。属青藏高原型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4.2 ，一月均温4.4 ，最热月（8月）均温22.4 ，无霜期316天，年降水量600毫米。

蜀文化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兴起，在距今2500前的东周时期，由于巴文化的兴起，逐渐融汇为巴蜀文化，扩大为巴蜀大文化体。至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又逐渐融汇入中华文化之中。

远在距今4500年左右，在成都平原就已经产生了作为蜀文化源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宝墩文化”。宝墩文化是文明孕育时期的考古文化，宝墩遗址既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的典型，也是四川即将跨进文明门槛的历史见证。

举世闻名的广汉三星堆古城遗址，是目前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表明，“以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勺等器形为代表的这类文化遗存，在川西平原是自成体系的一支新文化。”从而证明，远在西周以前，川西平原就有一支与中原文化有别的、地方特色浓厚的土著文化——蜀文化的存在。

古蜀文化是一个影响范围较为宽广的地域文化，它是由一个“中心”、四个“板块”构成的，即以三星堆文化(包括十二桥）为中心，并由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秦岭地区和蜗江上游四个部所组成，它在江汉与二里头夏文化相遇，在陕南与商文化相遇，在渭滨与周文化相遇。

古蜀先民创造了光灿夺目的古蜀文明，三星堆文化是其鼎盛时期的代表。2000多年前修建的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发挥着灌溉成都平原的巨大作用，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是仅有的奇迹。而色彩艳丽的蜀绣蜀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古蜀文化的具像表现，有些还被视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蜀文化的发展，使四川文人荟萃，英才辈出，中国已故川籍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他的名篇《蜀道奇》中写道：“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杨雄与相如。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除诗中所提到的教育家文翁、词赋家杨雄、司马相如、诗人李白、文学家苏轼以外，中国古代大诗人杜甫、陆游、黄庭坚等都在四川长期生活过。杜甫诗作的三分之一创作于四川。

文学创作的繁荣，带动了四川古代印刷业的发展。距今1200多年前的唐代四川成都的印刷业就与京城长安齐名，成为全国最繁荣、最重要的印刷中心。到宋代，四川的雕版印书业就进入了黄金时期，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记载。

在这美丽的四川，有着很多的魅力风景。看，上面的图片就是四川汶川。。。。。。。。。
　　2008年5月12日，当我下班回到家里的时候，那让人喜爱的《网球》杂志，还静静地躺在茶几上。昨天刚翻阅的那一页，仍然停留在那里，这平静的一日，似乎和它一样什么也没有改变过。

　　我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四川的某些地方，也有一些物品静静地躺在那儿。它们有的是文具盒，那上面还有可爱的照片；还有写字本，里面有娟秀的笔迹；甚至，还有本童话书，封面的名字清晰可见。

　　但这些物品的许多主人们――那些花儿一般的孩子们，却再也无法用那些可爱的小手去翻阅它们。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很多四川人经历了炼狱般的考验，更夺取了数万人的生命，上百万人也因此无家可归。

　　和所有在外的川人一样，我在那天也经历了短暂的惊恐，但最终还是安定下来。

　　下午2：48，最先收到的是汉源的大河蜿蜒的短信，说汉源发生大地震，但情况不明。便赶快打电话给家里，没人接，打手机也不通。于是立即打电话给同学，那边的话语带着惊恐，同学说好可怕从来没有这么厉害过，当时在电梯里面，一阵剧烈晃动，后来大家赶快跑到空地上躲避去了。手机只能接收不能拨出了。

　　每个遇见地震的人都可能恐慌地认为震中就在这里，同学也不例外。

　　马上到百度搜索，2：30pm，汶川发生7.6级地震（当时的信息是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可爱的百度还是非常迅猛的。不过这个级别让人非常吃惊，要知道当年的唐山也只有7.8级啊。不过心里稍微安慰的是，汶川毕竟是高原，地质结构应该和盆地的不太一样，应该不会有大的影响的。

　　3：40pm，终于联系到父母了，他们均无恙，不过也觉得十分惊恐。当时他们正在家里，刚开始的晃动，还觉得是普通的地震，我母亲还继续看电视呢。但后来感觉不对，墙上不断地掉下灰粉，家里的爬梯都倒下来了，后来的剧烈晃动让人感觉整个楼都快塌了，他们只能蹲在地上被动地等待。父亲后来又说，附近街上有个老人被跌落的砖头给砸死了，令人黯然。

　　但小我的喜悦，却被随之而来的巨大悲痛给击溃了。

　　晚上的电视节目中，映入眼帘的，尽是遍地倒塌的房屋，扭曲变形的道路，成千上万的受灾群众。第二天上午，我联系在成都的表姐，她在汶川的阿坝师专曾经工作过10多年，在汶川那儿她有很多亲朋好友，然而一直无法取得联系，那种不安和焦虑感真是非常强烈。

　　直到地震发生40多小时，但仍然没有震中的汶川的现场报道，令人揪心。就像许多垮塌的楼房一样，受害者被埋在废墟深处得不到解救，而汶川也躺在这场8.0级的废墟最深处，等待人们一块一块的剥去面上的砖石，最终面对它难以想象的伤痕。

　　同事在博客中写到“我多想飞奔到汶川，飞到最需要帮助的地方．我是一名急救员，我想用我的手，去拯救那些被地震埋在地下的生命……”我彷佛可以看到她写这段话语时眼中的泪光。

　　而我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不知道多少次，我抚摸手中的杂志喃喃自语，怎么一切都无法回到昨天那一页呢？我甚至自责于缺乏家乡情节，平日间早不讲乡音，交往中也少有巴蜀人，突然在中央台里听到那么密集的乡音，它们多么亲切，多么贴心啊，但它们又是那么刺耳。总感觉，似乎每一种声音，每一句言语，都在讽刺我这个屏幕前可怜的旁观者。从1996年开始，我已经不记得五月份四川的模样了，虽然我早已打算这个夏天回家一次的，但一切计划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这或许就是地震给我的一种惩罚吧，但残忍的你，为何也要惩罚我可爱的家乡人？

　　你知道么，当你发作的时候，仅仅离下课时间（2：35）几分钟了，但这短短的时间差，不知道夺取多少学生的生命，只剩下悲痛欲绝，哭天喊地的家长们；你知道么？因为人类网络和数码技术业的发达，那些心碎的画面很快让传遍了全国甚至全球，多少人看着它泪流满面；你知道么？你不仅残酷地毁灭了房屋，还将通向它们的道路桥梁完全毁掉，等待专业的救援队伍几天后到达时，废墟里面的求救声已大都消失。

　　但你不知道，哭同样也是一种坚强，那是我们13亿人对于生命的尊重，擦干眼泪后，我们变得更加团结；但你不知道，虽然网络和信息传递了悲剧，却因为它，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结起来，并迅速到达灾区；你也不知道，被你封锁的汶川县城，被500名武警官兵，用了21小时，从路不是路，桥不是桥的险路中，强行军到达；你不知道，有一个叫吴钟红的老师，没有逃却，他选择更上一层楼，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无数孩子的重生；你或许也不知道，生命是如此的顽强，80小时，100小时，120小时，140小时……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创造生命的奇迹。

　　你，肯定也不知道。这几天，我一直享受到被关爱的温暖。许多朋友，同事都打来电话，发短信询问，甚至一些很久未有联系我甚至认为对方已忘记我号码的人，也悄然出现在话机的那头。我所在的公司也发出通知，关心四川的同事和他们的家人。我非常相信，自己今后也一定会以此回报需要帮助的人们。

　　你更不知道，在今天，我们这个国家，用她从未有过的高规格，举国上下为逝者哀悼，并激励生者奋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国旗低垂，但信念却无比的高扬。“四川加油，中国加油！”这个口号，伴随着泪水和长鸣的汽笛，响彻在天安门广场。

原始社会
　 考古发掘证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不独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的一地一域，而是呈现出“满大星斗”式的多元化特点。在这”满天星斗”中，四川地区应该属于最大最亮的一批“星斗”之一。

根据古人类学的发现和研究，四川的史前时代发轫于200万年以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地质学年代上的更新世早期。1986年十月，在长江南岸的巫山县庙宇镇本坪村尤骨坡发现一批包括上内侧门齿和下颌骨在内的古人类骨骼化石，经中国科学院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纪早期，距今200万年～204万年。人类学家命名为“巫山人”。

在发现“巫山人”，之前， 1951年，在长江支流沱江西岸的资阳县（今资阳市）黄鳝溪，曾经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头骨化石，具有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古人类学家认为属于新人（晚期智人）类型，其绝对年代距今1万年～5万年，并将其命名为“资阳人”。

四川境内迄今已被命名或被提议命名。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有三处：铜梁旧石器地点，位于铜梁县西北的张二塘村附近，据放射性碳索断代，年代距今约25150土310年或21450＋/-850年；鲤鱼桥旧石器地点，在资阳市孙家坝，距今约25100＋/-400年；富林文化，在汉源县宫林镇，遗址位于大渡河与流沙河汇合处的第二阶地上，距今约2万年。上述五处古人类化石及遗址的发现， 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在今四川地区从东到西的广阔地带就有人类生存与活动。

到距今七八千年的时候，四川地区的原始先民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其遗址分布很广，至20世纪90年代，发现已经达200 多处，东起长江三峡，西至雅砻江、大渡河，北达广元、阆中，南及西昌、长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广元营盘梁。巫山大溪、广汉三星堆、西昌礼州等遗址。

广元首盘梁遗址位于广元市东北川陕交界区的中子铺附近，其年代距今六七千年前甚至更早，是迄今中国长江流域首次发掘的以细石器为特征的原始文化遗址。巫山大溪遗址、位于夔峡东口大溪与长江交汇处的三级台地上。同类文化遗址在长江中游及其支流的沿岸也有发现。考古学界命名为“大溪文化”。大溪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5300年～6000年。其早期为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期，晚期则是父系氏族公社的萌芽阶段。居民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辅以渔猎经济，已经有了产品交换关系。广汉三星堆遗址布于广汉市南兴镇的月亮湾。三星堆一带。其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距今4000 年~5000年。发现有原始的木骨泥墙式房屋。居民己进入定居的农业经济阶段西昌礼州 址位于西昌安宁河东岸第三阶地上，相对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也是以农耕为主，器物特征与四川盆地及周边各地都不相同，属于金沙江流域的一种典型文化。

上述新石器时代典型文化遗存，具有各不相同的文化面貌，说明居住于四川地区的原始先民，在来上可能分属于不同的人类群体。他们共同创造了四川地区的人类原始文明，并与黄河流域以及其他地区的原始文明交相辉映，构成中华文明起源的曙光。

中国是世界上酿酒历史最早的国家。自酒诞生的那天起，它便以独特的方式浸润着整个社会，并一直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

古代的四川酒文化，是我国酒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以五粮春、剑南春、泸州老窖、全兴、沱牌、郎酒等“六朵金花”为代表的传统白酒，几乎占了全国名酒的40％，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美誉度。考察研究川酒的历史，对认识古代酒文化的形成，促进白酒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酿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粮食酒。到了商代中期，中国人将曲、蘖分离，单独制曲酿酒，实现了酿酒工艺上的重大突破。在商周出土的各类文物中，酒器就占了40％的比重。由此可见，这时的酒对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星堆”见证川酒始于汉代四川酿酒历史起源于何时，历来众说纷纭。但随着20世纪大量文物出土，遂日渐清晰。1959年和1980年，彭县竹瓦街两次发现战国青铜器，出土有尊、觯等酒器10多件，铸造水平与河南殷墟相当。1976年，绵竹出土了战国中期的铜、提梁壶等11件，证明在中国名酒剑南春的发源地，至少在2400年前已开始酿酒。

1985年，在绵竹剑南春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发现地下窖池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块“永明五年”的南齐纪年砖。根据出土层的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的时代特征，认为绵竹的地下窖池建造年代，应不晚于南北朝南齐永明五年，即公元487年。

几乎与此同时，距绵竹仅3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更有惊人发现，3000年前至3500年前的大量陶酒器横空出世，从酿造、贮藏到饮用的酒器亦应有尽有。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从此打破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学术观点，形成了古蜀地区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新观念。就酒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川西地区就有了相当高的酿酒水平，应该说，川西的饮酒之风与中原同样盛行。

广汉、绵竹、彭县三地彼此相距不过30余公里，即使在交通、通讯很不发达的古代，经济文化的交往也应该非常紧密而频繁，其酿酒历

史无疑也应趋于同步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还在泸州、宜宾等地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不少汉代酒器。

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四川呈V形状的名酒分布区域，大约在汉代及汉代以前就基本形成了。“剑南烧春”：中国最古老的蒸馏酒

南齐地下窖池及纪年砖的出土，揭开了绵竹酿酒历史的新篇章。由南北朝到盛唐，绵竹酿酒技术经过130年的飞跃发展，配制出了美誉华夏的“剑南烧春”。

唐代名酒品牌以四川居多，其中“剑南烧春”最为有名。在大历14年前，剑南道每年都要向唐宫进贡10斛剑南烧春酒。

更重要的是，唐代出现了中国酿酒史上最早的蒸馏酒（俗称白酒或烧酒）。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近年出土的隋唐酒具中，出现了容量为15～20毫升的小酒杯，说明没有高浓度的烈性白酒，便不可能制作出如此之小的酒具。

大量佐证表明，在盛唐时期，我国已出现了醇香清冽的蒸馏酒，而这个酿酒史上的重大革命却是在四川进行的。在唐代，四川最负盛名的酒是剑南春（剑南烧春），据此可以推论，剑南春极可能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蒸馏酒。

“天益老号”风风雨雨得味成龙宋代，酒实行了专卖。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央财政濒临崩溃，为增加财源，时任川陕宣抚使的绵竹人张浚，倡行了隔槽酒法，允许民间纳钱酿酒，进而导致四川酒业的兴盛远超唐代。

元代几十年曾普遍实行酒禁，但四川是个例外。明代四川酿酒业发展到新阶段，泸州老窖在万历年间奠基，宜宾也出现了“温德兴”、“德盛福”等一批酿酒作坊。

明末清初，四川酿酒业蓬勃发展。到了清末，川酒更是有了空前的跨越，不仅产量增加，还基本上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并逐步趋于稳定。

康熙年间，著名酿酒师朱煜在绵竹城西开创了“天益老号”，利用绵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本地独有的酿造方法，酿制出了新一代的绵竹大曲，很快便风靡全川乃至全国。

而今保留下来的“天益老号”，则是典型的清代四川酿酒作坊：临街是青瓦黑漆龙门，上悬“天益老号”牌匾。门的两旁分别挂着木刻对联，上联云：酒气冲天飞鸟闻香化凤；下联应：糟粕落水游鱼得味成龙。经历世代沧桑，在300余年的风风雨雨中，“天益老号”仍保持完整。而作为剑南春酒厂的一个车间，它产生的飞鸟闻香化凤和游鱼得味成龙的效应，亦胜过了任何朝代。剑南春丰厚的历史底蕴，促成“天益老号”正在申报中国食品文化遗产，因为它是中国传统白酒工艺的历史见证。

在“天益老号”，人们可以领略到四川传统白酒生产活的历史画卷的灿烂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