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汉南兴镇北，古老的马牧河蜿蜒淌过，在三星堆村形成一月牙般弯道———月亮湾，河南岸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与之相望，此即清《嘉庆汉州志》记载的“三星伴月堆”。这里就是古蜀先民生息繁衍之地———闻名中外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广阔，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
1929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以后40、50、60年代，四川考古界持续不断地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探赜索隐。
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大片房屋遗址并进行了航拍。但真正使三星堆名扬四海的则是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的轰然显世，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后不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亲临三星堆遗址考察并将其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在参观了三星堆两坑出土文物后，更是满怀激情地挥笔题下了“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颂词。
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系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 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 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其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但在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很少工具类的文物出土，当时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属，那么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不仅如此，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 “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作为集群展现的稀世之珍，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
的确，古史关于古蜀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杨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对今天研究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鲁迅先生都视之为“盖古之巫书也”，因而，前人治古蜀历，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就连年代较为久远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只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喟叹。
然而，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因三星堆而成为信史，史载在蜀地先后称王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三星堆最为繁盛的时期大抵属鱼凫王时期，鱼凫，即俗称的鱼老鸹，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鸟及鸟形器，其喙部多有如鱼鹰者，很可能就是鱼凫的象征或其族徽。另外，三星堆除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因素，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两坑本为祭祀的产物，三星堆的三个土堆亦很可能是人工夯筑的祭坛，三星堆盛行诸神崇拜并以太阳神崇拜为主神崇拜，如此大量的充当商品流通媒介货币的海贝，象征财富的象牙等等，都表明了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具有较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地位。一句话，古蜀国的源头及其中心，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证。
三星堆文物魅力无限，内涵丰厚，极具吸引力和震撼力，1993年5月，三星堆部分文物首次到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其后相继到法国、英国、丹麦、日本、美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人头攒动，观者如潮。因而，我们毋需怀疑，三星堆文物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物，属世界文化遗产范畴。
尽管三星堆尚有许多未解之谜，但伴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影响与日俱增，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渐成一门显学，我们相信随着对三星堆不断的发掘研究，谜底终有揭开的一天，神秘梦幻的三星堆古蜀国亦终将再现于世人面前，三星堆文物也必将以其无穷的魅力，闪耀出迷人的光华。